今生有幸，与周汝昌先生通过几十次信，有过几次交往。通信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有十几年；几次见面交谈呢，总共也不会超过八个小时吧。对周汝昌先生来说，我不过是个过客；而对我来说，周先生则是影响我一生的人。他的学问之博、文章之富，如昆仑之巍峨、沧海之浩渺，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他的气质之高华、风度之儒雅以及如蔼春风般的亲切，则永远铭刻心中，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周先生去世时，我就想着写篇文章，表达哀痛之情，但面对稿纸，不知如何落笔，怕自己笨拙的文字，唐突了对老人家的敬意；周先生去世周年时，我再度提笔，仍然觉得不知如何表达；周先生去世三周年，我想，一定要写这篇文章了，否则深藏于心的怀念之情也许会淡化的，但是，踌躇良久，终于未成一字。此次津门学界隆重纪念周先生百年诞辰，赵建忠先生、周长庚先生都希望我写出这篇文章，我也觉得不能再拖延了。 一 我十几岁就读过《红楼梦》，二十岁接触红学，读红学的书多了，才知道周汝昌先生，但直接读周先生的书，却相对晚些。那时，对我来说，周先生是个传说，遥不可及，从来也不敢奢望有一天会与周先生相识，至于交往，连做梦都不敢梦到。周先生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周先生的书，只要见到，就一定收入囊中。于是对周先生略有了解：天津咸水沽人，中学毕业于南开，大学毕业于燕京，三十几岁以《红楼梦新证》享誉海内外，是最著名的红学家之一。我是天津宝坻人，高攀一下，与周先生算是同乡。 直到我1983年参加工作，才读到《红楼梦新证》，读得很吃力，但对周先生用功之勤，学殖之深，考据之精，文笔之活，深深叹服。从此，这部书成了我研究红学必备的参考书，不知翻看了多少次；后来不研究红学了，我仍然经常翻阅这部书，我撰写《王南村年谱》和《王南村交游考》，就引用了不少其中的材料。 1986年夏，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我通过与张锦池和邹进先先生直接联系，得到允许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作为“学员班”成员观礼、列席，活动的内容与正式代表没有区别。开幕式上，远远的见到了周汝昌先生的“真容”，中等身材，衣着朴素，清癯、挺拔，神采不凡。开幕式结束后，很多人围着周先生交谈，我自知没有与周先生谈话的资格，只是在旁边“围观”。——会议期间的“学员班”，每天都有著名红学家给大家讲课，记得讲课的有李希凡、蓝翎、冯其庸、刘梦溪、张硕人、梅挺秀、周策纵、唐德刚、柳存仁、伊藤漱平、王润华、淡莹、张锦池、刘敬圻等，从这个名单，也能感知此次会议之盛况！周汝昌先生也是授课的教师之一，讲的是诗词的欣赏，那叫一个精彩！没有讲稿，从“什么是诗”、“诗在何处”讲起，讲到中国语言的形声、韵律、节奏、连绵词、比喻等等诗的“构成要素”，进而阐发“诗缘情而绮靡”的真意，指出“情”才是诗的生命！尤其是对“绮靡”二字的解释，胜意迭出，发前人所未发，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我听过的最为精彩的一次讲座，印象极为深刻，现在回想，恍如昨日发生的事情，历历如在目前。会议的内容很丰富，除了大会交流成果和学员班讲座，还有《红楼梦》文物展、红学图书展销和文艺演出。我和周汝昌先生的交谈是在文物展上，我刚刚购买了一本周先生的《石头记鉴真》，来到周先生跟前，问好，握手，请周先生签名留念，周先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天津。周先生高兴极了，再次与我握手，说：“咱们是老乡啊！”提笔写下“宋健乡弟嘱题数字 周汝昌 丙寅五月 哈尔滨红会上”。看到“乡弟”二字，我既感动又亲切，从中感受到周先生对家乡故土的深厚感情。这本书，我一直珍藏。 二 与周先生通信，大概开始于1989年。起因有两个： 第一个，早在1982年，我天津读书时，经常到劝业场二楼旧书店去淘书，有一次，在一本《近代诗选》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有一首“南乡子”词，题为《汝昌兄赴美出席国际红学研讨会喜作》，其词云：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红楼梦》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于九泉矣！”见《脂评》。）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红楼梦》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世说补》） 我当时对《红楼梦》的研究甚感兴趣，已写有几篇文章，初学乍练，水平不高，还没有胆量投出去发表。因为要写红学方面的文章，所以我常看一些红学论文和专著，周汝昌先生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他是我仰慕的天津籍红学大师。所以当我读完了这首《南乡子》之后的惊喜心情，自然可以想见了。 周先生赴美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是在1980年的6月，这次会议是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美籍华人周策纵教授发起的，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大陆学者三人，周先生为首席。他为此次研讨会贡献了一篇长达三万余言的论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这篇文章详细探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书的过程和政治背景，立论新颖，见识超群，发人所未发，在与会学者中间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南乡子》词中“细勘程书四十回”及注文“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二句即是指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而说的。著名华裔学者程曦教授读完这篇论文以后评论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得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台湾红学家潘重规先生，刚到旅舍，便先读此文，一直读到半夜，读毕方才就寝。可见周先生的文采和文章的气势。这一评论与词中所说“惊倒周郎笔底雷”，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但是，这首让我惊喜万分的词作，并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但从其称呼周先生为“汝昌兄”的口气来看，必为津门学界名宿无疑，且与周友情挚厚。然而我对周汝昌先生与沽上学界的交谊所知甚少，这首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对我来说成了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与周先生通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读《红楼梦新证》，里面提到曹家有一块“受田”在宝坻，出自曹寅《东皋草堂记》，云：“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这块“受田”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详情如何？我很感兴趣。所以冒昧给周先生写信求教，并请他就有关宝坻的问题为宝坻县政协编辑的《宝坻文史资料选辑》撰写文章。周先生在接到我的信的当晚，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让人感动的回信，鼓励我就曹家在宝坻的封地做“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有新的收获”。我随即给周先生又写了一封信，把我了解和调查来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并将那首《南乡子》词抄去，请周先生揭出谜底。周先生又是在接到我的信的当天给我写了回信，认为我抄寄的词“极可宝贵”，当是“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惜梦碧先生“新近作古人矣”！寇梦碧先生我也是知道的，他不但是诗词名家，而且对《红楼梦》也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是久孚众望的学者。只可惜我无缘拜识了。 周先生很快寄来《宝坻与曹雪芹家》一文，阐述了曹家之所以在宝坻有一块田庄的原因。这篇文章很快就在《宝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90年）刊出了，《天津文史》得知此文，亦摘要转发。后来，此文还被收入2010版《宝坻县志》，成为研究宝坻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 遵照周先生的嘱托，我对曹家在宝坻的田庄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采访知情人，查阅地方文献，写成《曹家受田宝坻西》，在1995年4月28日《天津日报》副刊发表。 三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回忆往事只好全凭记忆，记忆中第一次拜访周先生大概在1990年，具体月份不记得了。记得的细节有，我给周先生带去了一本1962年一版一印的《白居易诗选》，是顾肇仓与周先生合注的。此书我得之于劝业场旧书店，品相如新，我觉得送给周先生，有纪念意义，果然，周先生接过此书，非常高兴。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周先生站在客厅迎接我，握手，久久不放，热情感人；二是，交谈中提及宝坻这个地名，周先生说：“宝坻这个地名，出自经典，极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名！”我听了，大吃一惊，忙表示愿闻其详。周先生说：“天地间最珍贵的曰‘宝’，什么是最珍贵的？是生命。生命从哪里产生？土地，水。而‘坻’，正是碧水环绕的土地！”宝坻这个地名出自何经何典？按《诗经•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 曾孙之庾，如坻如京。”说“曾孙”家的粮食很多，那些个粮仓，个个像山一样高。《诗经》位列“五经”之首，古人取名和字，为了求“雅”，往往从“五经”里找。宝坻一名，出自《诗经•小雅》，难怪周先生特别提出，并称赞不已了。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坻人，对宝坻这个地名所包含的文化含义，此前也做过一番探究，但从未想到这个地名是“世界上最好的”。听了周先生这一番高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到大师不愧为大师！后来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宣传周先生的这个观点，广为宝坻人所熟知。2016年，由《光明日报》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寻找最美地名故事”征文，宝坻籍作家任广玉以周先生的观点为基础撰文参评，使宝坻入选为“全国最美地名”之一。 1992年，在北京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通“曹雪芹墓碑”（后改称“曹雪芹墓石”），关于这块石头的真伪，在红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周先生发表数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表达了“怀疑”的意见，这些文章在海内外学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但遭到“主真派”的猛烈“围剿”。我一直关注这次讨论，并且赞同周先生的意见。在这个期间与周先生的通信中，也成为我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周先生来信说，能不能利用我在邮局工作之便，找一张通州通惠河的详细地图，作为研究的参考。我很快找到了，正好去京公干，把地图交给了周先生，并作整整一个下午的长谈。 在这个愉快的下午，我们谈话的主题始终没有离开那块在文化界和群众中激起轩然大波的石头。这是一次热烈而融洽的谈话，周先生以渊博的学识，风趣的话语，动情的神态，使这次普通的谈话成为一次异常精彩的学术讲座，我时时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聆听着面前这位和蔼长者的语言，我觉得不但是一种不易多逢的精神享受，而且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我想是所有能与周先生倾心畅谈的人的共同感觉吧？！ 话题从“曹碑”的“发现”开始。我向周先生讲述了我初闻发现曹碑时的心情：激动而欣喜。我认为，如果这块碑真的是曹雪芹的墓碑，那将不仅仅是红学研究方面的大事，也是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事。 周汝昌先生说，提起曹雪芹，我们对他的感情是相同的。曹雪芹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世界上属一属二的超等作家，我们对他无限崇敬。但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尤其是他的身世环境、生平经历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可怜！当年我写《曹雪芹小传》，因为资料太少，有些地方不得不用“推理”和“想象”来“填补”。那个难处，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见。所以任何有关曹雪芹、曹雪芹家族的史料、遗迹、遗物的新发现，都是让人激动和欣喜的。曹雪芹的墓碑（后来改称“墓石”、“葬志”、“圹志”了）如果是真的，当然有你所说的那样大的意义。我们多么希望真发现了曹雪芹墓和墓碑啊！ 他接着说，张家湾的那块石头，我去看了，觉得有很多可疑、可议之处，比如字体、形制以及当事人的叙述等等，我当场就暗自蓄疑。但文物鉴定的事，我们外行说了是不能算数的，石碑的真假，应由文物专家认真研究鉴定，外行没有发言权。我的意见，认为此石疑点甚多，不宜过多、过早地宣传它就是“真”，也不宜轻率地宣判它就一定“假”，而应该采取慎重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周先生意料。1992年８月１日，即张家湾初次公开宣布、召开鉴定会的同一日，上海的报纸即刊出署名文章，向海内外宣布墓碑是真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为定案无疑了。 谈及此事，周汝昌先生很有些感慨：咱们这些人，是真正的书呆子，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咱们根本不懂。在曹碑的问题上，我是看得太简单了。碑的真伪，我们确定不了，因为我们不是考古鉴定专家。但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这些疑问有根据，看法有道理。这并不是说“我”一定对，“你”肯定错。谁敢下这个保证？学术研究，有不同看法，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让大家去评判谁是谁非，谁曲谁直，这要看谁的理由更充足，谁的证据更确实。我个人的看法，也只供专家参考。－－我刚从张家湾开会回来，就得知已有文章发表了。这种轻率肯定墓碑、否定“癸未说”的做法，是否妥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对墓碑的肯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而我应该表态，沪上适来征稿，这才写了文章，谈了我的八点疑问（文载1992年８月16日《解放日报》）。可是有人却在报上公开指责我“迫不及待地到上海去说三道四”。你看，怎么跟他讲理？“迫不及待地到上海去说三道四”的另有其人，我只能拿个第二名。可他就这么讲话。你有什么办法对待这种“学风”吗？ 谈到文风、学风的问题，周先生说：有些事你听了一定会感到好笑：一位古典文学专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占去多半个版面的洋洋大文，后面的内容可暂不评论，开头一段说，他到张家湾，受到当地党委的“热情接待”，与“墓石”的发现者进行了“深切的交谈”，然后去看了那块石头。于是，这位专家即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个真东西，因为“来历分明，证人健在”，非常有价值！－－明白人会问：你是不是文物专家？不是。你根据什么就认定墓碑是真的？非常有价值？如果是“局外人”，说话可以随便些，说过就了，可以不负责任。可你、我，我们不同，说话要负责任，要有根据。这位专家能在这样一个影响极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谈看法，讲高见，可见是“局内人”，可他就这么一口咬定是真的。人家就是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你怎么跟人家“对话”？ 在“曹碑”的鉴定上，学风问题同样存在。周先生介绍说，个别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人家认为是真的，人家是真正的“内行”，咱们还有什么说的？可他的根据、理由，没法让我们信服；我们的疑点，人家根本不给正面的解答。原来大家都叫它“曹碑”，现在专家给了个新名字，意思是说此石并非墓碑，而是埋在土中的“墓志”、“墓石”，所以一切体例均不必以墓碑之制度要求，－－这么一来，我们的疑问，全成“莫须有”的了！这种鉴定意见，我们说它“非常奇特”，它没有什么学术内容，正面的理据稀薄，你拿不出一件类似的实物，不过是想当然而已。很多搞文物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接触的墓石成百上千，可是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海淀出土的小“墓志”，中行书“某君之墓”，右行记墓主生辰，朝号、年、月、日、时，清楚详细；左行是“卒时”，亦是朝号、年、月、日、时齐全完备，且朝号中行官级的“皇清”二字，皆填朱，极为严格庄重。岂有只在左下角最低卑处单书一“壬午”（年号）之礼？这是最大作伪漏马脚之铁证，是无可争议的，－－可人家专家拍板定案，就是真的，而且“壬午”不容置疑，云云。所以，研讨学术，实在不容易。他感叹道：“‘曹霑墓石’的真伪，很多人心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人家不愿说，一说，一写文章，麻烦就大了。谁愿意惹这个‘闲是非’？”但是，作为红学大师的周先生躲不开这个麻烦与是非，因为很多人要听他的看法。他无法推卸这个责任。周先生说，我如果说，就不能说违心话。在雪芹墓碑这个不小的问题上，我不但要对得起良心，也要对得起历史，要对历史负责。他说，现在看来，“质疑”是不够的，而应该“揭伪”了！我说它是伪造的，有充足的理由。第一，已然说过，这块“墓石”不合规矩，我也发表了文章详细谈过。第二，“墓石”上镌有“曹公讳霑墓”五字，此文例不通。这说明作伪者根本不懂古代的墓葬制度。第三，张家湾会上曾印发该村原党支书的“证明材料”，明言未目见此石，也不知石上何字，该地是否有“曹家坟”也“说不准”，后来此石被谁弄走了，也“不知道”。我看这个干部是个正直的人，他不愿意说假话。这个证明材料，如果说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这块墓石来历难明。退一步说，既便当时确实掘出了一块石头（掘出石头应是事实），但也并不等于就是这块刻了五个大字的石头；既便掘出的那块石头是刻了字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这块刻有“曹霑”大名的石头，这都正是非常关键的地方，“证明材料”却一字未提，应深思之。第四，六十年代初，曾对京东郊县做过一次普查，在今朝阳区（原属通州）塔营村附近曾发现曹家坟，后来还进行了挖掘，发掘时，有墓主妇足骨天足、缠足并见现象，妇人天足，显为满俗；而缠足妇人，系汉人。这正是内务府人家所具有之历史情状。－－而在当年的普查中，未闻另的曹家坟在张家湾之说。再者，“墓石”发现者的谈话，也多有破绽，前后矛盾，此是彼非，无法自圆其说。总之，墓碑为伪造之迹甚多，是“应运而生”之物。周汝昌先生最后说：“本来，我的那几篇‘质疑’文章，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块所谓‘墓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已都明白。但近来的很多事，让我感到，仅仅是‘质疑’，未免太客气了。很多材料和事实表明，应该不客气地给予揭伪！这几天一家大型社科刊物就此主题向我约一专稿，我写的题目就是《揭伪》”。这篇题为《曹雪芹墓碑揭伪》的长文，在大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发表。 回家之后我写了《访周小记》一文，发表于1993年8月6日《天津日报》“满庭芳”副刊。 四 以后还有几次到周府拜访的经历，都是来去匆匆，不敢久留，怕打扰了周先生的工作。而我每次表示我的这个想法时，周先生都说“不会打扰”“我们的交谈很愉快，有内容”“欢迎常来”。宝坻一位很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十分仰慕周先生，知道我与周先生有交往，希望由我引荐拜识，我一直婉拒，表示不便打扰。但他心很诚，执意让我陪同前往，并且租了车，到家接我。我不好再推脱，只好与之一同进京。途中，我希望他只是向周先生请教书法方面的问题，而不要提其他要求，比如求书、求字等。到了周府门前，按门铃，答话的不是我熟悉的伦玲师姐，问我们“有没有预约”？我说，没有预约，请跟老先生说一声，如不方便见面，我们就回去。一会儿，门开了，上楼，进屋，周先生站在客厅迎接我，握手，说：“咱们这个交情，还用预约啊？随时欢迎！”我感动不已。青年书法家表达了对周先生的仰慕敬佩之情，并谈了他读周先生书法著作《永字八法》的感受以及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拿出多幅自己的作品请周先生指正。周先生很高兴，谈兴很浓。见周先生高兴，青年书法家拿出一卷“佛教黄”宣纸，表示希望请周先生题写斋号。周先生未置可否，转头问我：“你有斋号吗？”我说：“有。”周先生问：“哪几个字？”我说：“煮药望梅轩。”周先生说：“写下来。”我写在一张纸上，周先生双手举着，紧紧贴着眼睛，逐字看了，说：“好。有韵味，文字也雅。”就放到一边了。此次见面，与周先生照了几张合影，怎奈周先生家光线太暗，照片的效果都不好。回来以后，不到一周，我收到周府寄来的一封信，拆开，惊喜万分：是周先生给我题写的斋号！信中让我向“贵友”致歉，因年事已高，眼睛不好，写字困难，“贵友”的斋号不能题写，“敬请谅解”。我把此事告知了我的书法家朋友，他羡慕不已，遗憾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周先生题写的斋号经过装裱，悬挂在我的书房，每次读书作文累了，抬眼看看，好像周先生在微笑注视着我，使我不敢偷懒懈怠。这些年，我勤勤恳恳读书、研究，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几本书，总算是没有辜负周先生的厚望。 五 周汝昌先生2012年5月31日去世，享年95岁。当时我正在云南大理旅行，得知周先生逝世的消息，极为震惊、悲痛，马上给伦玲师姐打电话表示慰问和哀悼。按照周先生的遗愿，丧事办得很简朴，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所藏万余件图书、文物，捐赠给恭王府管委会，供后人利用、研究，其高尚的人格、情操，让人肃然起敬！ 从我不多的几次与周先生的面谈，真切感受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的热情、真诚、平易、随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我与周先生通信十几年，无话不谈，坦诚交换意见，对我的“不同意见”，周先生是理解和包容的，并未因此产生隔阂和不快。周先生每有新书出版，必飞鸿相赠，我拜读后都会提些意见。比如，《红楼家世》出版后，周先生赠我一册，我认真拜读，提出一些意见，周先生非常赞赏；《红楼家世》再版后，周先生又寄来一册，题写“宋健贤友再正”，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我觉得，周汝昌先生是纯粹的学者，一生痴迷学问，勤奋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近年来，因为研究清初著名天津诗人王煐，我查阅了大量材料，翻阅了一大批清初诗文集；也经常查阅参考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每一次阅读周先生这部著作，都会对周先生更增加崇敬。我查阅资料，坐在家里就可以了，有“读秀”，有“雕龙”，有“爱问共享”及若干古籍网站，输入关键词，就会有（或者没有）结果；实在不成，再根据线索跑天津北京的图书馆找书。可是，60年前，周先生可要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去翻书啊，如同大海捞针，得要付出怎样的劳动呢？！《红楼梦新证》成就很大，成果很多，而其资料之丰富，嘉惠后学，更是有口皆碑，那些资料，哪一条，不是周先生辛辛苦苦爬梳挖掘出来的？最后，周先生落得个双目失明，想想真是让人心酸。他的学术观点的形成，有其自身的逻辑，有的也许不正确，有的也许尚可商榷，我们可以不同意甚至反对，这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但遗憾的是，周先生去世之后直至今日，有些人对周先生的讨伐、谩骂仍未停止，我觉得这有失厚道。有问题说问题，有道理讲道理，何必出口不逊、恶语伤人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别人正在倒霉的时候，周先生鸿运高照，突然“走红”，难免会让一些人不高兴；也是在那样特殊的时代，周先生奉命说了一些话，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以后的学术纷争，掺杂了很多非学术因素，争论的双方难免有情绪化言辞，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如今，周先生已逝，以往的这些，真的不能化解吗？语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先生是不朽的，而那些骂他的人，恐怕只是昙花一现，终究会被人们遗忘。 谨以此文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 本文来自：新浪微博—老宋同学（部分地方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