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9日福建祟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镇虎山庙旁的大屠杀中，原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教员、皖南事变被俘后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杨瑞年同志，就义情景极为壮烈：身中三弹倒在血泊里还奋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直至敌人打了七枪才停止呼吸。她的英雄事迹常为人们所缅怀。但在纪念她的文章中，有一个重要事实说法不一，即关于她的党籍问题。有人说她是共产党员，又有人说她不是共产党员。如1992年第l期《大江南北》杂志上发表王于耕同志的文章——《长江的女儿——忆杨瑞年烈士》，文中就说，“杨瑞年同志直到壮烈牺牲，在组织上还不是共产党员”。 　　杨瑞年烈士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事关烈士的政治面貌，我觉得很有必要弄清楚。经过多年的多方考证，我认为有充分的依据完全可以证明杨瑞年烈士是共产党员。 　　早在1982年前，一些老同志撰文就提到了杨瑞年烈士是共产党员。如197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一书里秦烽同志的文章《浩气长存》，l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增补再版本《上饶集中营》一书里陈安羽同志的文章《炼狱散记》，198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署名“上饶集中营部分老同志”的文章《留取丹心照汗青——纪念皖南事变四十周年，回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都明确提到“共产党员杨瑞年”。 　　为弄清烈士的党籍问题，1983年起我专门访问或发函询问了部分熟悉杨瑞年烈士的老同志。曾在教导总队工作过的陈安羽、陈洛痕、蔡园、丁公量等同志，或面陈或来函证明杨瑞年是共产党员。曾与杨瑞年同一个党小组并任组长的蒋航芝同志，l983年12月30日结我的信上说得更明确：“我可以证明杨瑞年同志是中共正式党员！1940年初夏，我由后方医院副指导员调至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宣传科(科长夏征农)民运组任组长。我到民运组后，调来三位同志，两女一男，均是中共正式党员，其中一位女同志就是杨瑞年。我们四人一个党小组，我是组长。我们四个同志工作热情都较高，常受到上级的表扬，而杨瑞年同志在我们中间更为突出。在皖变战斗中，她很勇敢。我们共同学习、工作、生活到1941年1月13日皖变突围时失散。” 　　去年见到《大江南北》载王于耕同志的文章后，我对杨瑞年烈士的党籍问题 　　 作了进一步考证。根据夏征农同志的指教，我请教了杨瑞年烈士当年所在支部军直教导总队训练处的党支部书记张西蕾同志(张太雷烈士之女)。张西蕾同志于1992年8月4日回函说，“经我反复回忆，杨瑞年烈士是党员，是在皖南事变前入党的”。她并证明蒋航芝同志的回忆是可靠的。 　　我还去函请教原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同志。薛老主编的《奔向苏北敌后》一书(198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转载李一氓同志《＜杨瑞年和她的弟弟＞读后记》文后加“编者附注”：“现经查对，经陈安羽、丁公量、陈念棣、毛维青证明，1940年夏季到来之前，已消除了对杨瑞年同志怀疑”，杨瑞年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党委批准，编入了蒋航芝同志为组长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薛老和夫人罗琼同志从北戴河休养回京后见到我的信，很关心此事，但因病不能亲自复函，便请夫人将信转交张西蕾同志，委托代复。这样，张西蕾同志又于8月12日再次来函，转达薛老意见，称“皖南事变前杨瑞年是中共党员，陈安羽、陈念棣、丁公量、毛维青等同志都是在教导总队工作的，他们对杨瑞年是了解的，他们的证明是可靠的”。她再次强调说：“我是当时教导总队训练处的支部书记，我的记忆应是最直接的证明。”“我认为你们完全可以按她是中共党员写进历史。” 　　我认为，有这么多当年与杨瑞年同志在教导总队训练处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证明，特别是有杨瑞年当年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张西蕾同志的证明和杨瑞年当年所在党小组长蒋航芝同志的证明，杨瑞年烈士的党籍问题该是确凿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