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一师一分会的一位老同志问我：看了电视剧《新四军女兵》了吗？答：看了个头，看不下去，也就不看了。随后，他从随身带的小布包内取出一份复印件一边交给我一边说：你好好看看，这才是新四军女兵！据说，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是以她为原形改编的，演的很不象话！我们新四军中的女兵哪里是电视剧上的样子？我将复印件接过来，映入眼帘的是《长江的女儿——忆杨瑞年同志》。老同志接着说：这是《大江南北》杂志1992年第一期的文章，是王于耕同志在1991年9月写的。你知道吗？老同志说：杨瑞年同志是我们老六团吴焜付团长的“恋人”。哦，听说过吴焜有个心仪的女同志。对了，妈妈曾对我说过，她和杨瑞年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是同学，一起参加反对教育厅开除进步教师的示威。她们的班主任是孙启孟（当时叫孙其敏）……我还想说下去，但开会的时间到了，就此打住。各就各位，认真听纪念会的发言。 回家后，将文章一口气读完，几次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很想把此文发到部落里，于是在网上搜索《长江的女儿》这篇纪念文章，可是都未找到。不甘心，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电脑上敲出来。 杨瑞年同志壮烈牺牲，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她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死在国民党反动派因日寇进攻浙赣线，上饶集中营移往福建的路上。1942年6月19日，在武夷山脚下的荒废茶园里，国民党特务和宪兵预先布置了一个屠场，四周架好了枪支，然后把杨瑞年等皖南事变中俘囚的新四军干部和一部分浙赣地区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共75人（这是国民党档案中的数字，我们有同志统计为141人）押来，于是废茶园里口号声、国际歌声和密集的枪声骤起，烈士们当即分批被杀身亡。 在这声屠杀的整个过程中，杨瑞年同志始终没有低下她骄傲的头，她血流满面领唱《国际歌》，身中三弹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身中七枪，连头颅都打碎了，才倒在血泊中。她刚烈而威严的死撼天动地，使刽子手们、国民党特务、宪兵都感到震惊和惶恐，有的宪兵因此逃跑，从而泄露了这次血腥屠杀的真相。 战争时期音讯阻隔，消息传来，先是听说集中营的同志暴动，后来听到杨瑞年等同志的慷慨赴死。我和这批烈士中的一部分同志在皖南就认识，但最熟的是杨瑞年。她和我同于1937年参加驻军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又一起分到新四军，从临汾到新四军的一路上，她都是我的班长，又一同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团里她也当过女同志的队长，又是观众热爱的优秀演员。1938年秋，她调到军教导大队当文化教员，我们也还时常见面；1940年4月我随团离开皖南，这才分了手。杨瑞年是那种一次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何况我们亲密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呢。她的热情，包括她某些时候的任性，她的率真正直，乃至她有时候的锋芒毕露，她的那些往往被“缺点”掩盖着的优点，在她牺牲之后，更加引起我的思索和怀念。而她在种种委曲中始终不渝地对党的一往情深，她被受磨难而弥坚的对共产主义的不变信仰，则更加引起我深深的感佩。 杨瑞年同志出生在长江之滨的名城镇江，长江是她的“母亲河”。她的一生像长江一样汹涌澎湃，她的性格又像长江一样奔放无羁，她要求自己进步的心也像长江一样流向前方从不止息。瑞年，你就是长江的女儿，多年来我思念你，向人们谈到你，我都说你是长江的女儿，你会同意的，老同志们也会赞许我对你的尊崇的。 一 瑞年年龄长我五岁，参加八路军大约也略早于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派老兵和大姐姐的模样了。 那是1937年的严冬，在临汾县的刘村，我刚刚入伍到八路军的学兵队，第一次参加出早操，天不亮就跑步，直跑到全身发热，背上冒出汗来，朝阳才从东方的疏林中升起。地面虽有薄雾，天空却是霞光灿烂。晨光中我忽然发现队列里有一个女兵与众不同，一身阴丹干士林布的自制军棉衣，一色鲜蓝，裁制合体，一条马裤尤其威风，头上戴的是一顶赭色航空帽，这在一群穿着灰棉军服的同学中，显得很突出。收操了，我好奇地向她走去，巧的是她也向我走来。看清楚了，她很漂亮，不但身材好，脸色也是那种娇艳的桃红，我猜她是南方人，她把那顶小帽一把摘下，黑发上立时冒出白气，又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笑呵呵地问我：“刚来吗？从哪里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她说话很快，没一点生分，就像姐姐对妹妹那样亲热。我还没来得及一一作答，她就搂着我的肩膀，一同走回村里。这里是离黄河不远的汾河畔，一片平川，村子也大，我们各个学员班就分住在村上的各户农民家里。我先到了，她同我握握手，然后向她自己的住处快步走去。我站在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望着她这一身大概为从军而自己置备的服装，一下联想到我们抗战前后常读常唱的《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我想杨瑞年这一身绒装，一身英气，也真是有点像木兰。我们现在倒是“暮宿汾河边”了，我但愿以后也能同她在一起，并肩上前线！ 自从那天早操后我们相互认识了，她一见我就叫“小王”，把我拉到她身边去；由于她亲切热情，落落大方，见多识广，毫不腼腆，毫不扭扭捏捏，我也乐意接近她。没几天我们相互的身世经历等等彼此就了解的差不多了，我知道她家乡镇江，古称京口，处在长江和古运河的交汇点上，是个山水苍芒，阅尽兴亡的地方。她说她从小就经常独自穿梭往返于大江南北，上中学在杨州，上女子师范在苏州，以后教书、做救亡工作又回到镇江。一舟横渡，“唯见长江天际流”是常事。我问她：你一个女孩子，就那么天不怕地不怕吗？她说她不怕天不怕地，一切帝国主义、顽固分子、反动分子都不怕。上高小时她就敢上台发表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我同胞的罪行。以后在苏州女师读书，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孙起孟先生等一批进步教师（现在知道，孙先生即本届人大常委会的孙起孟副委员长），这件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她被选择为学生代表，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冲进江苏省教育厅，当面质问厅长周佛海。以后她又参加救亡活动，组织读书会，还因此被捕过。我听她谈这一切的时候，从心里感到钦佩。我想她来参加八路军，是有相当的自觉、充分的准备的。 学兵队的训练时间不长，三个月就要结业了。短期的学习，使我们都觉得收获巨大，大家都跃跃欲试，准备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就在这时候，八路军总部有个令大家惊喜若狂的安排，让我们学兵队全体同志行军60里到洪洞县的白石村去同八路军随营学校联欢，并接受朱总司令的检阅。接着是我们今生的第一次长途行军，这使我感到新鲜和振奋，将要见到朱总司令更使我神往，背着背包走这60里全不觉疲累，我们大家都顺顺当当地到达了目的地。 当我们列队在总司令面前时，见到的是一个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棉布军衣，慈爱安详，普普通通的老军人。他向我们讲的是最严肃的关于国家存亡的大事，用的却是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伟大和平凡竟如此相通！我们早已听过朱总司令的故事，现在站在他面前，听他像谈天一般的讲话，从心里感到温暖和亮堂。他鼓励我们到敌后去打游击，他说他就是我们的游击总司令。我鼓掌把手都拍痛了。他的话语给了我们一种恨不能立即进军敌后，去为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做点什么的巨大力量。这的确是一次毕生难忘的会见。解放后我有机会陪同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乘船游闽江和马尾，在闲谈中我提到第一次在山西洪洞见到总司令的事，总司令笑了，他说他记得那次会见，记得那五六百名学生兵，他说：“那是多么好的一群青年人啊！”我高兴极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呀！ 接着就是同八路军随营学校的联欢晚会。杨瑞年同志有节目：跳舞。在亮的剌眼的汽油灯下，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服装，上面大概缀了许多亮片，在汽油灯下神奇地飘闪着点点银光。她跳的是卡尔斯登舞，跳得神采飞扬，激越酣畅，皮鞋急骤地敲击着台板，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强烈的节奏里充满活力，迅速的舞步里透着潇洒，她双目流盼，笑容满面，用眼下流行的话来说，台下的一千多人是一起被“镇”住了，激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在这吕梁山麓的村子里，在这一千多个穿着灰布军服的人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洋舞蹈，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欢乐！幕落下后人们还在不停鼓掌，齐声喊着“再来一个！”终于大幕再次拉开，杨瑞年又重复跳了一遍，她这个节目才算结束。 晚会后我问瑞年：“你参军前当过舞蹈演员呀？”她笑了，爽快地回答了我：“做救亡工作什么都要会一点。我们有个化装宣传队，队员要会唱、会跳、会演，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这个舞。”并说：“你喜欢么？我教给你。”我连连摇手。我的好朋友纪白薇却有兴趣，真的向她学了一手。 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倒也显示了她的性格。一起学习三个月，谁知道她有这个本事？60里行军路上，谁见她背了跳舞用的皮靴和紧身服？忽然像变戏法一样，一下都变了出来，整个儿来了一个“一鸣惊人”！那个年代的语言里还没有那么多的“主义”，否则“风头主义”一类的帽子，少不得会飞一顶到她的头上。但是我知道，即使有那些帽子在她面前晃悠，她多半也不会在乎的。她就是喜欢我行我素，喜欢各样事情都拔一点尖，喜欢给人一点意外的惊喜，她从来不深沉，可也从来不平庸，不世故。她就是她，不同凡响的杨瑞年。 从洪洞回来不久，学兵队就正式结业了。杨瑞年、纪白薇和我都被分配到新四军。我们是最先离开临汾的第一批人，受到最多同学的热烈欢送。我们这一批大约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十来个女同志，班长就是杨瑞年。途中事务纷繁，她以她的模范行动和有条不紊的管理，证明她是个胜任的班长。再度使我惊喜的是，她居然还会喊操，口令清晰、准确、干脆、响亮，还有几分威严。在临汾到南昌的这半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十来个女同学在她的率领下，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八路军女兵班，一路上很受人们称赞，我们也由此增加了做一个女战士的自信。 二 但是，就在这段行程的终结时刻，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从汉口登上轮船，准备船到九江之后再换乘火车到南昌，向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报到。上船以后，我们这群穿八路军军装的学兵队同学，加上在武汉加入的新老同志，都集中在船上的“大菜间”里。大菜间里的桌椅已经搬走，我们是席地而坐。船启程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在谈笑、唱歌。明月从江中升起，江面上一片清辉，浩荡长江在静静东流。我站在船窗前，看着江上夜景，也回忆着不久前渡过的咆哮黄河。想到黄河的威猛，想到长江的宽厚，想到黄河、长江所哺育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想到我们即将投入的保卫黄河、保卫长江的伟大战争，心中涌出无穷的遐想。可是有人在喊“小王”了，我听出是班长杨瑞年，便赶紧向她走去。 杨瑞年搀扶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同志，刚在仓房的一角找到一个地方坐下。她对我说，这是一位老红军同志，是延安派到新四军去的，此刻正在发高烧，似乎还晕船，要呕吐。她要我帮她弄些冷水来。我找遍全船，才找到一个小吊桶，又试着从船舷放下小吊桶去吊水，可是不行，我拉不上来，幸好有个男同志跑来，才帮我从江中提上了这一小桶水。我连忙提着水桶送到杨瑞年那里。只见她正用毛巾在为这位病人擦脸，见我提水来了，就在桶里涮了涮毛巾，绞得半干，折叠成宽宽的一条敷在病人的额头上，接着又用这桶水为他洗手洗腕。转过身来，又从自己皮腰带上取下她的水杯，叫我去灌一杯开水。我捧着水杯交到她手中，她又向我要了一把小匙，像喂小孩那样，一匙一匙把水送到病人唇边。舱房的这个角落虽然灯光暗淡，却还能见得到人，也听得到吞咽的声音。 杨瑞年坐在病人身边，招呼我坐在她身后，轻声对我说，这位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多次负伤，我们要帮助他。正说着，老红军忍不住要呕吐了。我连忙送上我的水杯给杨瑞年，她一只手扶起这位老红军的头，让他吐在水杯里，另一只手拍打着他的背。待吐过了，又让他漱口，再喝点开水，然后轻轻放下他的头，让他躺好。待到同我一起把溅到船板上的呕吐物擦拭干净后，她要我去睡一会儿。我问：“你呢？” “我陪他。等他退烧再睡。”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小纪，在她身边躺下去，但是没有一点睡意。刚刚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一向风风火火的杨瑞年，在服侍病人的时候竟温柔体贴的像一个最好的女护士。 次晨，那位老红军的烧退了，和我们一起下船。下船前，他突然走到我面前，举手敬礼，用四川话说：“谢谢！昨晚辛苦了你们！”我在他身边看到了杨瑞年，她微笑着，还带着几分得意。 到南昌后，安排我们就住在离军部不远的一所中学里，一间略大的教室，男同志住一半，女同志住一半，中间堆放着暂时不用的行李杂物。那位在船上发烧的老红军，也住在男同志那边的大通铺上。中学的操场，正好供我们操练。操场边上已经挖了一个大防空洞。南昌这个省城，既出现了战时的繁荣，又常遇空袭。司令部派人来反复交代纪律如不准远出等等，但上街走走还是可以的。我和小纪上过街，也随人到过百花洲。听说十年内战中，国民党的剿共总司令部，也有人说是蒋介石的行营，就设在百花洲，那是个颇不错的园子，当时正桃红柳绿，还是很吸收人的，天已热起来了，我们发了新的单军衣。 谁想得到呢，杨瑞年竟同那位老红军一起上街了，还有人说吃小馆去了。人们悄悄说着，我想这大概是老红军对杨瑞年的热心帮助的酬谢吧，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那晚吹了熄灯号之后，我已朦胧入梦，忽然被几声大嗓门的斥骂惊醒，听到的是：“……为什么盯我们的梢？我犯了哪条军法？你们说！谁有种谁站出来！谁有理去报告项副军长！我不怕！……”原来是那位老红军在大发雷霆。我被吓得推醒了身侧的小纪，睡在我另一侧的杨瑞年也挤过来了，靠在我身上簌簌发抖。她轻声对我说：“他嚷嚷什么？我的手都被他气冰凉了！”我握住她的手，手真凉，还在颤抖。我拉她过来紧贴着我，小声说：“我们不听这个，我们睡觉。”我用被子把我们两人的头都蒙了起来，心里却直嘀咕：这算个什么事呢！ 大教室内很快安静下来。老红军发脾气，没人敢搭腔，他想吵架没有对象，事情就罢了。可是在我身边睡着的杨瑞年却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小纪拉着杨瑞年去百花洲玩，遇见学兵队同学刘大伟，给我们三人照了那张拍于1938年3月的照片，它留下了三张欢笑的脸，我们都穿着新的新四军军服，却摘下了军帽，三个女孩样的兵站在一个空着的大缸里。这张照片多少年我一直保存着，偶然取出来看看，自己都觉得三个青春年少的女战士多么可爱。皖南事变后，瑞年和小纪都被囚在上饶集中营受苦受难，我还常常背着人取出照片，望着她们悄悄抹泪。 那天我们三人坐在树荫下谈天，能言善辩的瑞年却很少说什么。我和小纪见她眼睛虽还有点红肿，但心情已趋平静，就问她：“真有盯梢的吗？”她点点头。我们又问：“那位老红军对你有什么表示吗？”她摇摇头。小纪很气愤，顺口说了句东北话：“盯梢，哪个坏小子干这种缺德事！”瑞年低着头在思索着，过了片刻才抬起头来说：“小王，小纪，你们知道‘女权’‘妇女解放’这些问题吗？”我的确不懂“女权”是什么含意，摇了摇头。她说：“但愿你们永远别长大，就不会碰到这类问题了。”我听她这一说就笑了：“你呀，长大了，女大当嫁了，就要争女权了，是吗？”我说完就脱身跑开，哈哈地笑着，小纪也跟着我开她的玩笑。可是转脸一瞧，杨瑞年并没有追赶我们，只有一脸的严肃。我们便不再说话，乖乖地随她回到了驻地。 又一个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要去出操，我和小纪却被人唤住了，原来是他，那位老红军。他粗壮的身躯挡在我们面前，说：“我叫吴焜，刚从延安调来新四军。小同志，我马上就要出发到部队去了，有点事托你们。”我听着并端详着他，觉着他是认真和诚恳的，他取出一封信，信封下面还别着五元钱。他说：“代我交给那位女同志——对，就是杨瑞年。她待我是很好的。可是有人报告了项副军长，昨天项副军长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刚刚到南方就腐化了，说本来叫我去做团长的，现在降为副团长。”当他把手中的信和钱递过来时，我看了看小纪，断然把它接了过来，又说：“一定交到，请放心。”他竟对我们敬了个礼，转身大步走了。 当我们去完成这“传书递笺”的任务时，杨瑞年是愠怒的，她不肯接下信和钱，恨声说：“干什么缠个不完啊！”这下惹得我们也生气了，我说：“你发什么火，我们是受人之托，你为什么不同人家说清楚，害得人家挨批评！”我们把信和钱塞给了她，赶紧走开了。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写些什么了；五元钱当时是一个团级干部一个月津贴费的全部（我们每月只发三元钱），吴焜大概是用这来表达他对瑞年的歉疚的吧，办法虽然不太高明，却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真心实意。 这封信和五元钱，以后听说杨瑞年交给组织了。究竟如何，我不便再问瑞年。总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至于吴焜同志，服务团的同志们在他走后倒是有不少谈论。我这才知道，长征中吴焜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十八师的师长，是一个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脾气有点暴躁，但其实是很爱兵的。练兵、带兵、用兵都很好。年纪很轻，比杨瑞年大不多少，恋爱婚姻这类事根本没有沾过边。我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心里不免为这场“历史的误会”感到遗憾，也为吴焜和杨瑞年感到难过。我想，杨瑞年在江轮上对吴焜的细心护理，是我亲眼见到的，这里即无私也无邪，只有值得赞扬的革命同志互相关心帮助的友谊，然而吴焜虽然身经百战，但在男女交往这类事情上却是全无经验的，他可能把杨瑞年对老红军的敬重，对病人的同情，当作是对他“有意”了，于是一到南昌就发起了一场闪电般的攻势，又约瑞年同游百花洲，又请瑞年吃饭。偏偏瑞年是个不怕招风惹眼的人，有约就去，有饭就吃，但她实在是只把这当作是一种普通的友好往来。事情发展到这里，真所谓“八字还没有一撇”。但是，一种封建的传统观念却出来干预了，于是盯梢啦，小报告啦，批评啦，甚至降吴焜的职啦，一个接一个都来了。杨瑞年呼唤“女权”、呼唤“妇女解放”，开始我并不理解，待到吴焜一走，我想来想去倒觉得有点道理。 1939年11月，前线传来消息，吴焜同志在江南敌后作战中英勇牺牲。抗战初期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新四军都是降职使用，当时他是新四军老六团的副团长，因英勇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全军，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没有想到他的牺牲也和夏伯阳相似：在一次遭遇战中，被“一颗可诅咒的子弹”所击中。他的战友们将他的遗体葬在江阴县境内一处有标志的幽僻地方。作家邱东平曾在吴焜所在的部队同他一起行动，很敬重吴焜，在吴焜牺牲后用凝重的笔力写了他，题为《用战斗的顽强性……》，以后发表在大后方的《七月》杂志上。吴焜的好朋友，从上海地下党调来新四军的陈同生同志，专写了了纪念吴焜的长文，我读时感动的落泪。还有徐平羽同志也郑重地写了题为《真的人，真的战士》的悼文。吴焜是工农干部，却因他的胸怀坦荡，能和许多知识分子干部以及作家、艺术家、记者倾心相交。音乐家何士德所作的《反扫荡》一首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这支歌在新四军到处传唱，吴焜的英雄事迹也就随着歌到处传诵。当时杨瑞年同志已调到军教导大队当文化教员，我曾想，她一定会流着泪唱这支歌，也会在队里教唱这支歌的吧。我也真想把东平赠我的刊有《用战斗的顽强性……》的那本杂志送给她，但这时我已长了两岁了。反复想想，还是不去再提旧事的好。就没有送去。 新中国建立后，吴焜同志的战友们把烈士的遗体移葬到了南京市郊的烈士陵园，让他与他的几个生前战友的墓相邻作伴，年年清明都有战友们和战友们的亲属为他扫墓，植树栽花，照料他的墓地。后代还有后代，人们会永远记着您的，敬爱的吴焜同志！ 我曾向吴焜的亲密战友，原来老六团的团长，问起过吴焜，他深情地讲了吴焜的许多事情，讲了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他也向我问起杨瑞年。他说每到行军作战的间隙，吴焜总是谈起这位女同志，他的爱慕之情是很深的。他作为好朋友曾一再安慰吴焜，说以后一有机会，一定自己出马去说服她，帮助你们互相了解，帮助你们铺路架桥，事情还是大有希望的。“那时候她是不了解你呀，吴焜……”。 多么遗憾！一个吴焜，一个杨瑞年，两个都是好同志，都是英雄，他们也许本来可以结成一对爱侣，也许终于不能，但是在1938年的春天，是不应该这样尴尬，这样难堪地分手的。在他们分手之后，一个壮烈殉国，一个慷慨就义了，战争的神圣难以说尽，战争的残酷也是难以说尽的。这个故事之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大概正与小小一朵浪花之于浩浩荡荡的长江相仿，但是我仍然把这故事记在了这里，也写下了自己的这点小小遗憾。吴焜要和杨瑞年地下有知，或许会不以为然，或许会淡然一笑的吧。谁知道呢？ 三 1938年4月，我随军部从南昌到皖南，先是乘火车的。在此之前，占地服务团的队伍已扩充到了百余人。人多，车厢里热闹非凡，歌声笑语不断。窗外掠过的是绿野绿树和成片的金黄菜花。这是我在南方渡过的第一个春天，如画的景色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我不愿片刻离开车窗。 火车停靠玉山车站的时候，听说在这里要等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去活动活动，可是到车将开动清点人数时，团里的负责同志发现少了一个团员，至今我还记得他叫王金生。有人说，他家就在玉山车站近处，听说火车在这里要停留较长时间，他就说要回家看看妈妈，并说很快就回来。可是现在火车要开了他还没有回来，我们的秘书长就发火了，他声色俱厉地大声说：“简直是乱弹琴，破坏纪律！”这时没人敢作声。可是，石击水面，涟漪一圈圈扩散开去，全团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关心着这件事的下文。第二天，王金生终于乘后来的车赶到了兰溪，我们正在吃午饭。这下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王金生，是中等个儿，十七八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他怆怆惶惶，唯恐自己犯错误，向队长小心地报告：“本来昨天就回来的，就是妈妈非留我一夜不可，见妈妈伤心，我……”他嗫嚅地说着，满脸是愧疚的又是希望得到谅解的神色。只见队长看秘书长，秘书长并不说话，一摆手让他归队，他手足无措地回到了班上。 到岩寺不久，有一晚开大会了。秘书长主持大会一脸肃杀之色，说今天要讲讲反对自由行动，遵守纪律问题。接着就点了王金生的名，叫他到前面站着，随即指出了他的错误，发动大家批评他。马上有人站起来发言，言辞很严厉；接着有人还引证了列宁的话，说部队必须有“铁的纪律”才有战斗力。紧接着又有一个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新四军不能容忍破坏纪律的人，王金生必须开除以严明纪律！”这句话一说，全场震惊了，王金生像受到雷击一般站在那里簌簌发抖。全场顿时寂静极了。 就在这种紧张到极点的气氛下，杨瑞年同志霍地站起来，，她严肃地大声说：“我反对！”她向前跨了一步，又接着说：“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对我们的战士，从红军时代起就是非常爱护的。有错误应该批评，主要是教育；重的也可以处分，处分也是为了教育。王金生参军不到两个月，一个新兵，难免犯错误，何况他并不是开小差。车停玉山，离家近了，回家看看，被母亲留下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赶回来了，是自由行动，违反了纪律吧，应该批评教育他，但是不应该开除他。军队要讲纪律，但纪律是教育训练出来的，为什么这样随随便便就把他开除？我认为开除是不对的。我再说一遍，我反对开除王金生！”她话一停会场上就嗡嗡地骚动起来，接着又有一位女同志大声说：“我发言！”她表示完全赞同杨瑞年的意见，她最有力的话是：“现在抗战，我们正在千方百计扩大抗战的力量，怎么能为这样一件事，轻意地开除一个要求抗战的青年？”这时会场上发言踊跃起来，谁也抵挡不住了，男同志的讲话更富有斗争性，他们都同杨瑞年的意见一致。 这可惹得秘书长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丝毫不留余地地宣布：王金生必须开除出部队！接着他又批评了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们，说：“今天本来是斗争王金生，教育全体同志的会，可是竟有人搞反斗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话音刚停，只听杨瑞年大声说：“为什么不允许？你既然召开会议我们就有发言的权利！我们有发言权。” 主持会议的人，却立即宣布散会。 这会上的所闻所见都使我吃惊。我躺在地铺上睡不着，心跳得很凶，我害怕这样的“无情打击”。心中也由衷地佩服杨瑞年：她勇敢，她正直，她有水平，她坚持了原则。在人数众多的，领导意图显然是倾斜的会议上，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语惊四座。会场上，那阵骚乱，正表明她讲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大会上发言反对开除王金生的，似乎多数是从八路军学兵队来的同学。他们凭着在学兵队时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学习和理解，有了自己清楚明确的认识，又凭着青年人的冲劲，敢于明白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从此以后，从学兵队来的少数人同团部领导之间，总让人觉得有点什么别扭，我由于年幼，还像以往一样懵懵懂懂的生活着，一门心思工作和学习。但我也发现，有的同志各方面都很好，有时却因不能入党而流泪。我心中总有些不解，有些狐疑。这个年代久远的谜，直到近年，即1981年才算解开了。在皖南事迹四十周年之际，《人物》杂志发表了宋婕同志写的《杨瑞年和她的弟弟》一文，在此文后面又载有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写的《读后记》，《读后记》写得坦率而诚恳。这篇近千字的《读后记》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年从八路军学兵队调来新四军的同志中，有几位男女青年，其中也有杨瑞年，是背着“托派的嫌疑”而并不自知的，“结果，当然得不到信任。”李一氓同志在文中一再表示，“愧疚和道歉”。这篇文章使我感动，也引发了我长时间的思索。当然，杨瑞年同志身上背着的十字架，即所谓的“政治嫌疑”是早已被她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解除了；其它同志的“政治嫌疑”，事实上也早已被他们的对人民、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所完全解除；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他们历经严峻考验，早已被党所完全信任。像《读后记》这样含有“平反”意义的的披露，虽然晚了点，或许已经没有了明显的实际意义，但不论早晚，毕竟使活着的同志们，还有已经牺牲的同志的战友和亲属们，解开了长久存在心中的疑窦，从而得到了欣慰，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教训。 再细细想来，杨瑞年同志之背上“托派嫌疑”，大约是在斗争王金生的大会之前，在是她在这个大会上的“反斗争”发言给这种“嫌疑”加重了分量，恐怕也是事实。我在前面已经写到主持这次斗争会，表现的相当“左”的服务团秘书长，关于这位虽有缺点但优点更多的同志，我想我必须在这里作些补充说明，这就是我们服务团的这位领导同志，其实那时也很年轻，还不足三十岁吧，虽然入党很早，但毕竟年轻气盛，处理这类问题也缺泛经验，他召开的这个斗争会以及他对王金生的处理，显然是过左了，是错了，但他以后还是认真接受了教训，工作也更加谨慎。至于杨瑞年等同志的“托派嫌疑”，则自有更深的渊源，更大的来头，肯定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以上所述当然只是我根据一些事实和若干迹象所做的推断，但我想大致不会有错。这位领导同志后来做过许多重要工作，对党忠诚，并且很有才干，又很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几十年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个优秀领导干部，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他也吃尽了极左思潮的苦头，遭受了“四人帮”极其严重的迫害。如果他现在还在人世，我想他自己对这次斗争会的“左”一定会有远比我深刻的认识和批评的。 这次斗争会后，杨瑞年是否再受到个别批评，我不知道。但杨瑞年多少被“另眼看待”是我们这些一直和杨瑞年关系很好的同志都感觉到了的。比如我们不少人都先后被党支部列为发展对象了，而瑞年一直没有，可贵的是，瑞年同志不论怎样的不被充分信任，甚至还受委曲，她的工作始终是积极的，学习也是努力的。 记得我们在泾县云岭住下不久，我偶然发现在每天天亮出操之前，总有几个男同志聚在一个农民的堂屋里，在烛光下无声地读书。他们是尖锋、万云鹏、还有一位，名字我忘了。有一次我闯了进去，吓了他们一跳，可是我立即表示了赞同，并且要参加他们的学习。万云鹏说：参加可以，可是要交点“学费”，让我去向队长要蜡烛头。我答应了。这时杨瑞年是管我们女同志生活的女队队长，这天早操后，我就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她不但爽快地答应了我，并且表示她也参加这个学习。我真高兴有了这个女伴。以后这个“早读”终于被团部发现了，我们并没有为此挨批评，团部反而从这里得到启发，更好地安排了全团的政治理论学习，团长、副团长还亲自讲课，讲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就在这个时期的多少次早读和夜读中，我感到杨瑞年同志读的书多，能当我的“小先生”。在学习中她的政治思想水平也提高得快，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正在她身上逐渐形成。 四 我在别处写过，杨瑞年同志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出现的优秀女演员。在1938年的岩寺和云岭，不论在广场还是在大祠堂里，她都演过戏。看过她演戏的人，至今还有不少同志健在，他们都会记得，杨瑞年的表演有多好。 她演最多的一出戏是《送郎上前线》。这个戏是服务团的同志们集体编写的。周纫蕙、肖家亚这对恋人牵头，大家七嘴八舌，就凑出来了。排演中李增援同志又仔细地作了一些调整，戏就很生动了，也定了型。这是一出小歌剧，乐队只有夏时同志的一把胡琴，间或有锣鼓伴奏。剧情很简单：一个新婚不久的农村少妇，劝说自己的年轻丈夫去参加新四军，到前线打日本，以后又亲自送丈夫来到部队。那时候，组成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是刚刚下山，怕他们对男女同台看不惯，就由周纫蕙同志女扮男装饰演丈夫。纫蕙个子高，演个男青年很漂亮，也很像（其实也有点不像）农村小伙子。这出短短的小歌剧很合群众口味，短时间里就风靡了皖南，每次演出都赢得一阵阵掌声。我至今记得当演到丈夫答应去当兵，顿一顿足表了决心，随即少妇送行，唱到“军号响，总司令来，说不得那知心话儿……”的时候，杨瑞年那绝妙的唱和演，总是使台下的观众轰动起来。当她们最后合唱“民族解放再团圆”时，那掌声简直可以把舞台抬了起来。于是杨瑞年频频向观众招手，大幕慢慢关上。 这句“民族解放再团圆”的唱词，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流行了多年，成为抗日战争中许多对爱侣的誓言和愿望。杨瑞年同志以她富有魅力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和多情的歌声，迷住了观众，感动了观众，每次演出后就有人要求参加新四军。大家事先真没料到这出戏会得到这样强烈的效果。从此，服务团把这出戏从皖南演到江南，从江南演到江北，开始是杨瑞年演，后来别的同志接着演，前后大约有二三年，盛况历久而不衰。 记得这出小戏第一次演出后，有个红小鬼，是个可爱的小号兵吧，他用巧手编了一双精致的布草鞋，两只鞋头上各配着一个红绒球，穿在脚上走路时，鞋上的两个红绒球会跟着一颤一颤的。这孩子专程拿这双布草鞋来送给杨瑞年大姐姐。瑞年高兴极了，感动的几乎要去亲吻这个红小鬼；然后就手托着这双漂亮草鞋，走遍服务团驻地，请大家欣赏。 像这样近乎炫耀的事，我们这些多少有些东方女性习惯的人恐怕不会干，但杨瑞年是不能以常规来衡量的，她喜怒皆形于色，有意见就要嚷嚷，得意了也藏不住欢笑。这双漂亮草鞋在她看来，正是部队官兵给她的奖赏，要她不炫耀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如凡事都有例外，杨瑞年的处事方法也有例外。1938年秋天，正在她演戏演得异常红火，她也喜爱戏剧工作，而且谁都看得出她的表演才能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的时候，她突然被调到了军教导大队当文化教员。对于这个调动，我和许多同志当时都是不理解的。如果是调到前方或是调去地方工作，那无话可说，但据说杨瑞年是调到教导大队中一个知识青年队去做文化教员，而适宜做这个工作的人在当时的皖南似乎是大有人在，为什么非要杨瑞年去呢？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为此提过意见，我只知道杨瑞年自己完全出人意料地根本没有提任何意见，而是叫去就去了。我想她心里不会没有委曲，但只怕这时的她对强加在她身上的什么“嫌疑”，已经有了一点感觉，于是她默默地服从了命令，而且在新的岗位上，依旧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回想起来，杨瑞年同志那时受的委曲实在不是一般的委曲，而是政治上的无端的被怀疑。她热爱党，追求党，可是就是入不了党。她本来有一个很适合她、特别能发挥她卓越的演剧才能的工作岗位，却又偏偏把她调离了。论年龄，她那时24岁，也到了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了，但她却不能考虑这件事；这对一个女同志，一个有较高政治、文化素养，长得又漂亮的女性，内心里能没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吗？我当时年纪还小，对她其实并不深切理解；现在上年纪了，在写这篇怀念她的文章时，才把这问题一一想起，也由此愈益感到了她精神之坚忍，胸怀之阔大。我还忆起，就在她调到教导大队以后，她还写信把自己的弟弟杨华年从家里召唤出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的妹妹杨青年在她的影响下早就在淮北参加了新四军（杨青年后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现在她又把弟弟动员出来，这样做，对一个自己尚且不被完全信任的人，难道是容易的吗？我想，这只能表明，杨瑞年虽然由于党的某个组织对她持着某种错误看法，而不被信任，更不被吸收入党，但她对党的信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却是始终不渝的。她虽然组织上不是党员，却有着很纯很强的党性。 然而，当时的我怎能想到，对杨瑞年的真正残酷的考验，还在以后呢。 1940年4月，我随团离开皖南到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八个月之后爆发了皖南事变。杨瑞年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随即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我们是在几个月之后才得知消息。直到1942年，我在阜宁华中局党校学习时又听说，瑞年即使在狱中也有点与众不同。她举止言谈无拘无束，因其漂亮，特务们颇想占她有便宜；她对那些特务们则任意嘲弄。开始有些难友对她那样的举止不够理解，以后日子长了才明白这是她杨瑞年的斗争方式；嬉笑怒骂含着轻蔑，刚烈才是实质。她看似大大咧咧，其实相当谨慎。比如她的弟弟杨华年和她一同关在集中营，但她从来不认她弟弟，也不让弟弟认她。华年改名王宜林。姐弟俩忍受了在黑狱亲人不相识的苦。大家由此一端就明白了，杨瑞年对敌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这样做正是为了防止敌人钻姐弟关系的空子。1941年夏，集中营的特务为软化新四军被俘人员，也为了向社会掩盖集中营的法西斯监狱性质，忽然要组织一个“更新剧团”，并且指名要杨瑞年担任主要演员。杨瑞年开始是拒绝的，后来狱中党组织认为通过这个剧团可以了解一点外界情况，也有可能打通一点与外界的联系，只要不演反动戏，参加剧团是可以的。据说杨瑞年就是根据党组织的这个指示，联络众演员向经管此事的特务提出了条件：一是绝不演反共戏，二是要我们上台演戏，必须有赖少奇做布景，有邵宇化妆。演戏没有女演员不行，敌人无奈，答应了她们的条件。赖、邵两位是新四军的著名画家，以后就利用剧团外出演戏，监禁比较松弛和有化妆用的服装等有利条件，在杨瑞年巧为周旋的掩护下，成功越狱回到了新四军。1942年元旦前夕，也是在剧团的掩护下，又有八位同志再次越狱成功。敌人通过这些事，认准了杨瑞年是“共党顽固分子”，对她加倍警觉。我们得知这些情况的时候，杨瑞年还没有牺牲，但大家都有类似的预感：敌人随时都可能向她、向其他被囚的同志下毒手！ 1942年6月17日，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同志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重兵押解，撤到福建崇安。在用船和竹筏度过崇阳溪的时候，集中营的六队举行了英勇的爆动（即著名的赤石爆动）。徒手的革命者和拿枪的敌人面对面进行了残酷的厮杀，暴动终于取得胜利。一些同志英勇牺牲，如杨瑞年的弟弟杨华年已经冲到山坡上，眼看要冲出去了，却被敌人密集的枪弹所击中，牺牲了；更多的同志则冲出重围，跑进了武夷山区，找到了坚持斗争在深山里的我党游击队。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在这次失败以后，决定用大规模的屠杀向革命者作最残酷的报复。这就是6月19日发生在武夷山中虎山庙附近一个废茶园里的集体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被杀的所有同志，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杨瑞年领唱《国际歌》又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众人的吼声震撼得敌人惊恐万状，兽性大发，枪弹向着同志们来回射击，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不绝。女同志中杨瑞年中弹最多，她不住地大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身中七弹，头颅被击碎为止。 1943年，我们在苏中苏北的同志知道了敌人的这次大屠杀，以及这次大屠杀中，杨瑞年等同志的壮烈牺牲。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同志都痛哭失声。就在一片哭声中，我仿佛听到了瑞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音。 我知道杨瑞年同志直到壮烈牺牲，在组织上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样好的同志，曾经被误解、被委曲、被不公平地对待过，但她历经百折而不悔，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她头颅被击碎前的几秒钟里，她用最后一口气喊出的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正如李一氓同志在《读后记》所说的，虽然她的名字并未列入共产党员名册，但是“她是完全够条件的共产党员。比有的共产党员更够条件”。她具备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高贵的灵魂。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全国胜利在望。我在解放后的南京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这是的杨效颜老先生在寻找他的三个儿女：杨瑞年、杨青年、杨华年。我的心脏因此骤然收紧：我们三位烈士的父亲正依门而望，望眼欲穿，等候他的儿女们的归来，但是瑞年和她的弟妹已经永远不能回家同她们的老父团聚了！我强抑住悲痛，分别给镇江市军管会和杨效颜老先生写了信，写上了我所知道的她们三姐弟光荣牺牲的情况，和我对这位可敬的烈士父亲的最崇高的敬意。我也请镇江市军管会的同志们代表我们这些瑞年的老战友，去看望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三个子女的杨老先生。后来我遇见不少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他们告诉我，只要是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的老同志无一例外都给杨老先生写了信。 “碧血长江流不尽”，我们的陈毅司令吟诵了这一诗句。多少英雄儿女的热血洒在这浩瀚大江的滔滔奔流之中，长眠于长江两岸的富饶土地上。战斗的长江，在我军百万雄师南下后，又恢复到古人称颂的“江山如画”的境界中了。我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曾在黑夜掩遮下来回渡了六次长江，总没有看望胜景的机会，这次，是第七次了，我在南下途中的浦口江岸边停下了脚步，要把这美丽的长江看个够。我在江边上四下眺望，仿佛看见瑞年的家乡就在江的斜对岸，又低下身来触摸江水，静听长江的流水声。我仿佛在涛声中听到一片胜利的欢腾，却又隐隐地听到了江水的低声呜咽和啜泣。长江热烈地庆祝人民的胜利，又在怀念逝去了的儿女们。我倾耳静听，垂下了头，泪洒江水之中。我眼前的江面上仿佛晃动着千万烈士的身影。 五月的阳光耀眼地照亮了江面，晃在水面的那些已牺牲的战友们，仿佛成队地在我眼前走过，走到我们南下的队伍中去了。牺牲的同志们，英勇的瑞年魂兮归来！毛主席说过：“把酒泪滔滔，心潮逐浪高。”我以我满腔沉痛的“江祭”，纪念你们。我即将同部队一起登上行程，向前奋进。你们将同长江一样，永存世间，永垂不朽！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致王于耕的信 王于耕同志： 一、一口气读完了《长江的女儿》，至瑞年牺牲处竟是含着眼泪读的。文章写得好，文情并茂，有很好的分析，我赞成评述的观点，表示钦佩。 二、瑞年是我于三十年代初在苏州女师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和她共同战斗的同学，成党的好干部的在北京还有几位？瑞年在学校时就明显地表现出她的革命性格。文中所述有关情节符合事实。 三、全国人大党委吴大昆，是目击瑞年慷慨赴义的幸存者之一。他曾在人大党委会上就此事发过言，颇多同志听了为之动容。吴有讲稿，如于耕同志想看，我可设法要来。 四、瑞年就学的苏州女师，现名新苏师范学校，在编校史，与我有联系，不知此文可否送该校一份？ 孙起孟 199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