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公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 　　大革命时期，我的父母瞿秋白和杨之华就认识廖公的父母。 　　1928年父亲去莫斯科为召开中共六大做准备工作，开完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廖公在欧洲从事海员工作，父亲与他有工作关系和书信来往。 　　1978年，廖公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他时，他问我母亲怎样？我说妈妈于1973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廖公听后很难过。他对我说：独伊你应早日给中央写信要求为你父亲平反。我说父亲是中共领导人应该由中央提，我作为女儿不好提平反的事。廖公说你不提，谁来提？正因为你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应该提。我说：好，我回去想一想。随后我去看望当时也住在北京医院的陆定一同志，对他说了这件事。陆老说：廖公说得对，你应该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你父亲平反。 　　第二天，陆老夫人严慰冰给我打电话说：陆老要你来医院看他。我去了，见到陆老，他对我说：独伊，你赶快给中央写信，你看，我已给陈云和黄克诚二位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你父亲平反的三条理由。他把此信给我看了。于是我回家后给中央写了信。信中提到：1946年我们从国民党的新疆监狱释放回延安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我母亲和我以及朱旦华和毛远新。当时毛主席对我母亲说："你放心，秋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秋白曾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平反了……" 　　因为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重新出现为瞿秋白平反的问题。陆老和我的信先后寄出，不久我的姑妈也给中央写了要求为父亲平反的信。 　　中央纪委很快就成立了"瞿秋白平反复查组"。经过半年的调查，平反复查组向中央递交了平反报告。 　　在为我父亲平反的整个过程中廖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很感激他…… 　　早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我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时，廖公走到我身边说："独伊，快出来，快出来！"他用车把我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室，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宣言的俄文稿。廖公要我用标准的俄语读出来，同时用唱片灌录。我读第一遍他不满意，读第二遍成功了，于是就播出了。过了几天，有一位懂俄语的朋友刚从东北回到北京来我们家，她说："我在东北从广播中听到用俄语播的毛主席的讲话，听着很像是你的声音，是不是你？"我说："是我！" 　　这样，我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俄语广播员！本来廖公希望我做播音员的工作，可是组织上决定派我和李何去创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我们俩于1950年3月去了莫斯科。李何的护照是第一号，我的护照是第二号，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第二个去苏联的中国公民。 　　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廖公对我的关怀：那是在战争年代，新华通讯社从延安撤退时，廖承志社长带队。我当时怀孕，胎位不正，妇科大夫给纠正胎位，我实在不能跟着大队一起走了，当时廖公夫人经普椿刚生产不久。社里弄了两头骡子抬着一张带顶篷的担架方便她给孩子喂奶。廖公知道我的情况后，马上把这架简易但已经是当时最高级的"骡车"让给我坐，这样我才跟上了大队伍。后来，我生下孩子4个月后，害了严重的伤寒，没有奶给孩子吃，廖公把给孩子吃的一点奶粉送给我的孩子，同时他还给我母亲拍了电报请她速来看我。但当时妈妈正在薄一波领导下参加土改，不能来看我。后来我身体恢复了，新华社借我一匹马，我抱着孩子骑着马去看母亲。见了母亲很高兴，同时第一次见到薄一波同志，也见到薄一波同志的前妻和刚满三岁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楚三。陈潭秋烈士是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新疆监狱牺牲的。他是我母亲的战友以及我们在新疆监狱的难友。陈潭秋烈士的妻子被派到东北工作，小楚三留在延安，我母亲看他可怜，便请薄一波同志的前妻照顾他。 　　廖公很能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而且性格乐观开朗。我还记得有一次行军休息时，廖公还用德语唱了一支歌给大家解闷。他在香港、日本、德国、苏联及北欧一些国家都呆过，会几国语言。虽然他是我们新华通讯社的社长，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称他为"小廖"。他是我们大家尊敬的爱戴的好领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永远深切的怀念他！（ YIFENGKONG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