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下午，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去世，令金庸好友潘耀明十分悲痛。晚上9时，封面新闻记者独家电话采访潘耀明时，他十分难受。他说，“我和金庸先生是亦师亦友。他的高尚品格和文学才华，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代文学大师走，我心里十分难受。” 潘耀明随后将自己以“彦火”笔名撰写的一篇题为《我与金庸》的文章，传给了封面新闻记者，以示纪念金庸先生。 《我与金庸》 彥火 不是开玩笑，记得十多年前，早年做过金庸秘书凡八年的作家莫圆庄（笔名圆圆），从加拿大返港，某日上来《明报》找我。我与她在会客室打对面而坐，聊了片刻，她倏地对我说，她愈看愈觉得我的样子像金庸，她临走又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庄容地说，金庸是侠之大者，身怀绝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妙，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正在偷师，希望学得一招半式用来防身。 提起我与金庸的关系，不知应从何说起。 近年来凡是有关金庸的大小新闻，甚至关于红白二事的传言，我都会接到海内外传媒电话，不下数十起，要我发表意见。 特别是内地传媒，都把我冠以“金庸的秘书”、“金庸的代言人”、“金庸的亲信”的名衔，对此，我不敢掠美。我为此发表过无数声明、澄清启事，甚至对每一位来访者和电话访问的传媒记者一再表白：我既不是“金庸的秘书”，也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辈，我顶多可以说是“金庸的小字辈朋友”。 金庸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仰之弥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这两个身份，似乎已经被传媒大佬钦定、并给度身定造的铜头罩箝住，恁地是脱不掉、甩不了。 为此，我不得不在这里郑重其事地把我与金庸的关系公诸于世，以厘清外间加之于这种关系厚重的迷雾。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月》拢共二十年，那是处于上一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月》，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 上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于《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约半句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了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了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没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市面上频频传出对明报集团不利的消息，加上经营失利，阵脚不稳，明报集团很快被震散，差点成为孤儿。还幸马来西亚的殷商张晓卿先生见义勇为，接手了这一烂摊子，经过好几年刻苦经营，使她重入轨道。当然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了。 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材济济，他单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运筹帷幄，兴致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瓶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纯饮式的。 查先生每次的约晤，大都安排在黄昏时段。他往往先让秘书打电话来，表示我如得空，让我过去他的办公室聊聊。我从柴湾的明报大厦到他办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查先生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偌大的书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两边是从墙脚到天花、排列整齐的一行行书柜；其余的尽是大幅的落地玻璃。从玻璃幕墙透视，一色的海天景观，可以俯览维多利亚港和偶尔划过的点点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轮。 那当儿，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月》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呆了一年后，一九九六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月》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三年！ 《明报月刊》是金庸亲手创办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他。《明月》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她存在的价值。但是金庸对她却情有独锺。当我返回《明月》当主编后，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 世纪之交，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二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缝隙，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明河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与金庸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于词令，以上迸出的几句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 即使这样，金庸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 “金庸的字条管理”是明报企业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条，都是浅白易懂、言简意赅的，好比后来所有《明报》的管理层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可视作办刊物的秘诀。 《明报》评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坏，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图”的标准，为此，金庸亲自作进一步阐释： 短：文字应短，简捷，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快：金庸初提“快”字，后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选稿的标准，以二十四个字为依据： 新奇有趣首选 事实胜于雄辩 不喜长吁短叹 自吹吹人投篮 以上用稿标准，虽然他原先是针对《明报》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为明报编辑选稿的标准了。 金庸自己对文字的东西，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记得，我开始编《明月》时，收过他二、三次字条，大抵是他翻阅《明月》时，发现那一篇文章有误，诸如题目不达意，那一页有若干异体字，那一处标点符号不当……。 每当收到金庸字条，编辑部的同事都格外紧张。所以在校稿时特别用心。迄今，《明月》每篇文章，要求有五个校次，尽量使到少出错，甚至零错字。这都是金庸择善固执的优良传统。金庸的博识，与他喜欢阅读有关。陪金庸出游，他每到机场，往往趁余暇的时间，要我陪他去逛机场书店。一九九五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创价大学颁授荣誉博士衔头，来回程经东京机场，他都乘空寻隙去逛书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还谙懂日文、法文，他在机场书店一站就大半句钟，拣到一本好书，如狩猎者猎到猎物，喜上眉梢。 金庸的办公室除了书多，他在山边的复式寓所，上层近三百平方，其三幅墙都做了书架，触目是琳琅满目的书海，置身其间，大有“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北城”之豪情胜慨！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这与他的博览群书、渊博的学问、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 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其实，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为之获益良多的老师！